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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坚守者|“书痴”整理古籍30载:发现“失传”的东西最高兴

  “三十年做一件事,人或笑我痴,我却幸其事。”

  这是寻霖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的总结。今年51岁的他,不抽烟不喝酒,不打麻将不逛街,不爱体育锻炼,也极少外出应酬。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。跟一般读书人不同的是,他天天“啃”的是古书。

  68万册古籍线装书的编目,6万册家谱的收集,150万册古籍的普查……寻霖带领几名同事完成了这些浩繁而琐碎的古籍整理。自从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南图书馆,30年来他几乎每天都重复一件事:与古籍打交道。

  这位性格内向的书痴,也曾有内心深处的苦恼。他天天晚上呆在办公室被同事误以为婚变;他引导儿子读书却无法阻止孩子迷上电游;看着同事、同学不断升迁,他经历了从失落到释然的心路转变……

  寻霖告诉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,只有在书里,他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。

10月2日,寻霖在古籍阅览室查阅文献资料。 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

  10月2日还是国庆假期,寻霖不用值班,可他跟往常一样,早早来到办公室整理文献资料。“呆在家里也没事干。”他笑道。

  寻霖是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、研究馆员。这位湖南有名的古籍专家,身材不高,戴着一副镜片厚实的近视眼镜,眉毛粗黑,头顶微秃。与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见面,他起初看起来有些拘谨,坐在旧沙发上,长裤捋至膝部,两手捧着喝茶的白色瓷杯,杯内一圈圈黑黄的茶垢依稀可见。

  当聊到古籍和家谱,寻霖说话便滔滔不绝了,还时不时打出手势。

  在同事张玉梅眼里,寻霖“就是一个老夫子”,“整天窝在自己的世界里,你可能只有来图书馆才能看到这样的人。”

  寻霖是长沙浏阳人,1987年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,分配到湖南图书馆。创立于1904年的湖南图书馆,是我国最早以“图书馆”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,青年毛泽东曾在此读书自学半年。

  参加工作不久,寻霖这个“科班生”被安排到历史文献部从事古籍编目,后来调到文献研究所。三十年来他在学术领域著作颇丰,作为湖南图书馆学术带头人,他被认为是湖南古籍和地方文献研究第一人。

  不过,在人际交往中,寻霖总给人低调谦卑的印象。前些天,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两个班毕业30周年聚会,寻霖找了个理由推辞,未去参加。“就是觉得不如人,经济方面不如人,政治发展方面也不如人。”他担心参加同学聚会,自己会“格格不入”。

  寻霖扳指算了算,三十年前毕业的两个班74名同学,大部分都改行了,“要么从政,要么做生意了。”少部分还留在图书馆行业的,也主要集中在待遇好些的高校。目前仍在公共图书馆坚守的只有两人,除了寻霖,另一人是沿海某市图书馆的馆长。

  “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厅级干部,大部分都是处级,我现在连科级都不是。”寻霖笑道。

  事实上,作为湖南图书馆系统当年最年轻的正高级研究馆员,寻霖30岁就担任历史文献部主任,可前些年他辞去了主任职务。“这样有更多的时间来搞业务。”寻霖说,“与人打交道,比与书打交道麻烦多了。”

  “他不喜欢做行政管理,觉得开会什么的太浪费时间。”与寻霖同事多年的张玉梅介绍,寻霖目前担任的文献研究所所长一职并非管理职务,而是学术领域的牵头角色。

 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,寻霖坦承,这么多年来看着身边的同学、同事不断升迁,他的内心曾有过某种失落。不过,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。“当领导需要很高的综合能力,与人打交道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,”他说,“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的,有什么想不开的。”

国庆假期,寻霖照常在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上班。

  在今年湖南图书馆“七一”演讲比赛中,一些青年党员以寻霖办公室“每晚亮起的那盏灯”,作为鼓励自己“砥砺前行”的动力。

  寻霖的眼睛高度近视,有1300多度。他说,这大概跟图书馆库房的光线环境有关。

  湖南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古籍线装书,但长期以来未进行规范整理。1988年寻霖受命重组古籍分编组,带领三名同事扎进库房,一干就是十年。

 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,所有古籍整理只能在库房内进行。那时的库房工作条件较差,夏天热,冬天冷,光线昏暗。“书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尘灰,一翻到处是灰尘。”寻霖记得,那时每天下班后走出库房,“吐出的痰都是黑的。”

  古籍的编目工作非常繁琐。几十万册的古籍作品中,许多并未标注作者、版刻年代,需要工作人员花大量时间考证。这种常年累月的整理工作单调枯燥,又累又脏,许多工作人员特别是女孩子不愿做这事。可在寻霖眼里,这是熟悉馆藏的良机,“你可以把大部分馆藏从头到尾摸一遍,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。”

  十年后,湖南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完成,寻霖等人从昏暗的库房中整理出古籍线装书68万册,这些古籍从南北朝至清代,跨度约1500年。2007年,寻霖主持编写的《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》出版。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来新夏曾经专门撰写书评,称此举为全国古籍管理的典范,“皇皇五巨册,视之不禁叹为观止。”

  除了68万册线装书,湖南图书馆还收藏了8万册旧平装书、5000多种旧期刊、500多种旧报纸,以及大量的单幅文献,包括古旧字画、状纸、科举试卷、官府公文等。对这些古籍资料的编目整理,寻霖和同事前后持续近20年。

  在编目过程中,寻霖发现了不少珍贵古籍。有一次,他在一叠抄稿中找到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著的《搔首问》和《识小录》,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版本,便兴奋了好一阵子。“以前认为失传的东西,被你突然发现了,这是最高兴的事。”谈到自己从浩瀚古籍中掘到的某些成果,平常寡言的寻霖变得健谈起来,尽管他说的学术价值旁人未必能懂。

湖南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名人家谱。

  在整理古籍时,一些工作人员会戴口罩、手套,寻霖则不这样,除了宋元刻本之类特别珍贵易损的古籍。他喜欢享受手指翻阅纸张的触觉,“那种感觉不一样,你可以由此作出一些判断,比如刻版年代、纸张质地、印刷效果。”他说,戴口罩、手套来整理古籍,“那是做给领导看的。”

  在同事李姣眼里,寻霖是个特别爱书的人,“对书的感情很深,对古籍特别温柔。”

  寻霖不喜欢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,但在大量的古籍阅读中,他时常有与古人相遇的穿越感。他记得,有一次收集到清末书法家黄自元的一幅真迹字帖,当晚,他竟然梦见了已故近百年的黄自元,栩栩如生。

  他说,这种感觉妙不可言。

  在湖南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,中间一排玻璃展柜里,放着一本本泛黄的家谱,里面记载的人物有毛泽东、刘少奇、翦伯赞、胡耀邦、曾国藩、魏源……

  收集家谱这些在社会上流散的古籍,是近十多年来寻霖的一项主要工作。

  家谱是记载家族成员血缘关系、主要事迹及家族史料的地方文献,具有重要学术和文化价值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和“文革”时期,作为宗族制度表现形式的家谱,大多被废弃烧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一些劫后幸存的古籍家谱开始在旧书市场出现。2001年,在寻霖的建议下,湖南图书馆成立“湖南省家谱收藏中心”,对民间家谱进行抢救性保护。

  从那时起,凌晨逛“鬼市”,是寻霖每周星期六雷打不动的安排。

  所谓“鬼市”,是指当年长沙清水塘一处古玩市场,每周六凌晨四、五点钟开市,买卖双方手持电筒看货议价。摊位零散摆于树丛之中,萤火点点,人影晃动,被戏称为“鬼市”。

  每周星期六这天,寻霖凌晨五点就爬起床,手拿一个电筒,花半小时走到“鬼市”。在这里,他偶尔能淘到“宝贝”,比如一些珍贵古籍和名人家谱。

  有一次,寻霖在“鬼市”发现宁乡“南塘刘氏”家谱,共18本,是刘少奇家族的谱本。寻霖大喜过望,只花了每本1元的价格,就将这18本家谱带回图书馆。“现在一本肯定要花几万块钱。”他不无得意地说。

  经过十多年的收集,如今湖南图书馆藏有家谱6万余册,数量居全国前列,其中不乏大量名人家谱,已成为重要馆藏之一。

  自2007年起,寻霖主持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。有一次,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大堆古籍里,他辨认出元朝《事文类聚》一部十四册,这一发现使湖南省有宋元刻本的收藏单位增至三个。

  “有些地方对古籍的保护,还是意识不强。”寻霖叹道。他改变了以往培训人员的方式,近些年花更多时间跑基层图书馆,钻进库房整理和普查古籍。

  多次随同下乡的李姣记得,寻霖每次到地方图书馆普查,不开会,不要领导陪同,也不参加宴请。“他说这些太浪费时间,不如到库房多整理两本书。”

刘少奇家族的谱本,是寻霖在古玩市场淘到的。

  在日日夜夜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里,30年一晃而过。寻霖庆幸的是,自己三十年来从未脱离古籍工作。他完成了《湘人著述表》、《湖南刻书史略》、《湖南氏族源流》等著作,被评为湖南省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、文化部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”、湖南图书馆特聘专家。

  如今,寻霖的日子依然过得单调而有规律。“除了看书,除了跟古籍打交道,我没有任何爱好。”他说,自己每天晚上吃完饭不知道干什么,只有来办公室,心里才踏实。

  前几个月,有位同事突发疾病去世,令寻霖感到震惊。李姣记得,大概从那时起,每天上午十点,寻霖都会来到办公室外的桂花树下,独自做一会体操。到了晚上,他比以前早些离开办公室,到院子里散散步。

  没过多久,李姣发现,寻霖不再坚持做体操,晚上也不再散步。“他好像是去体检了,发现身体正常,就觉得做操散步浪费时间。”李姣笑道。

  于是,湖南图书馆一楼办公室的那盏灯,每晚又照常亮起。

责任编辑:张玉

  原标题:坚守者|“书痴”整理古籍30载:发现“失传”的东西最高兴

  “三十年做一件事,人或笑我痴,我却幸其事。”

  这是寻霖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的总结。今年51岁的他,不抽烟不喝酒,不打麻将不逛街,不爱体育锻炼,也极少外出应酬。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。跟一般读书人不同的是,他天天“啃”的是古书。

  68万册古籍线装书的编目,6万册家谱的收集,150万册古籍的普查……寻霖带领几名同事完成了这些浩繁而琐碎的古籍整理。自从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南图书馆,30年来他几乎每天都重复一件事:与古籍打交道。

  这位性格内向的书痴,也曾有内心深处的苦恼。他天天晚上呆在办公室被同事误以为婚变;他引导儿子读书却无法阻止孩子迷上电游;看着同事、同学不断升迁,他经历了从失落到释然的心路转变……

  寻霖告诉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,只有在书里,他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。

10月2日,寻霖在古籍阅览室查阅文献资料。 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

  10月2日还是国庆假期,寻霖不用值班,可他跟往常一样,早早来到办公室整理文献资料。“呆在家里也没事干。”他笑道。

  寻霖是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、研究馆员。这位湖南有名的古籍专家,身材不高,戴着一副镜片厚实的近视眼镜,眉毛粗黑,头顶微秃。与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见面,他起初看起来有些拘谨,坐在旧沙发上,长裤捋至膝部,两手捧着喝茶的白色瓷杯,杯内一圈圈黑黄的茶垢依稀可见。

  当聊到古籍和家谱,寻霖说话便滔滔不绝了,还时不时打出手势。

  在同事张玉梅眼里,寻霖“就是一个老夫子”,“整天窝在自己的世界里,你可能只有来图书馆才能看到这样的人。”

  寻霖是长沙浏阳人,1987年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,分配到湖南图书馆。创立于1904年的湖南图书馆,是我国最早以“图书馆”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,青年毛泽东曾在此读书自学半年。

  参加工作不久,寻霖这个“科班生”被安排到历史文献部从事古籍编目,后来调到文献研究所。三十年来他在学术领域著作颇丰,作为湖南图书馆学术带头人,他被认为是湖南古籍和地方文献研究第一人。

  不过,在人际交往中,寻霖总给人低调谦卑的印象。前些天,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两个班毕业30周年聚会,寻霖找了个理由推辞,未去参加。“就是觉得不如人,经济方面不如人,政治发展方面也不如人。”他担心参加同学聚会,自己会“格格不入”。

  寻霖扳指算了算,三十年前毕业的两个班74名同学,大部分都改行了,“要么从政,要么做生意了。”少部分还留在图书馆行业的,也主要集中在待遇好些的高校。目前仍在公共图书馆坚守的只有两人,除了寻霖,另一人是沿海某市图书馆的馆长。

  “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厅级干部,大部分都是处级,我现在连科级都不是。”寻霖笑道。

  事实上,作为湖南图书馆系统当年最年轻的正高级研究馆员,寻霖30岁就担任历史文献部主任,可前些年他辞去了主任职务。“这样有更多的时间来搞业务。”寻霖说,“与人打交道,比与书打交道麻烦多了。”

  “他不喜欢做行政管理,觉得开会什么的太浪费时间。”与寻霖同事多年的张玉梅介绍,寻霖目前担任的文献研究所所长一职并非管理职务,而是学术领域的牵头角色。

 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,寻霖坦承,这么多年来看着身边的同学、同事不断升迁,他的内心曾有过某种失落。不过,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。“当领导需要很高的综合能力,与人打交道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,”他说,“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的,有什么想不开的。”

国庆假期,寻霖照常在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上班。

  在今年湖南图书馆“七一”演讲比赛中,一些青年党员以寻霖办公室“每晚亮起的那盏灯”,作为鼓励自己“砥砺前行”的动力。

  寻霖的眼睛高度近视,有1300多度。他说,这大概跟图书馆库房的光线环境有关。

  湖南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古籍线装书,但长期以来未进行规范整理。1988年寻霖受命重组古籍分编组,带领三名同事扎进库房,一干就是十年。

 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,所有古籍整理只能在库房内进行。那时的库房工作条件较差,夏天热,冬天冷,光线昏暗。“书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尘灰,一翻到处是灰尘。”寻霖记得,那时每天下班后走出库房,“吐出的痰都是黑的。”

  古籍的编目工作非常繁琐。几十万册的古籍作品中,许多并未标注作者、版刻年代,需要工作人员花大量时间考证。这种常年累月的整理工作单调枯燥,又累又脏,许多工作人员特别是女孩子不愿做这事。可在寻霖眼里,这是熟悉馆藏的良机,“你可以把大部分馆藏从头到尾摸一遍,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。”

  十年后,湖南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完成,寻霖等人从昏暗的库房中整理出古籍线装书68万册,这些古籍从南北朝至清代,跨度约1500年。2007年,寻霖主持编写的《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》出版。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来新夏曾经专门撰写书评,称此举为全国古籍管理的典范,“皇皇五巨册,视之不禁叹为观止。”

  除了68万册线装书,湖南图书馆还收藏了8万册旧平装书、5000多种旧期刊、500多种旧报纸,以及大量的单幅文献,包括古旧字画、状纸、科举试卷、官府公文等。对这些古籍资料的编目整理,寻霖和同事前后持续近20年。

  在编目过程中,寻霖发现了不少珍贵古籍。有一次,他在一叠抄稿中找到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著的《搔首问》和《识小录》,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版本,便兴奋了好一阵子。“以前认为失传的东西,被你突然发现了,这是最高兴的事。”谈到自己从浩瀚古籍中掘到的某些成果,平常寡言的寻霖变得健谈起来,尽管他说的学术价值旁人未必能懂。

湖南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名人家谱。

  在整理古籍时,一些工作人员会戴口罩、手套,寻霖则不这样,除了宋元刻本之类特别珍贵易损的古籍。他喜欢享受手指翻阅纸张的触觉,“那种感觉不一样,你可以由此作出一些判断,比如刻版年代、纸张质地、印刷效果。”他说,戴口罩、手套来整理古籍,“那是做给领导看的。”

  在同事李姣眼里,寻霖是个特别爱书的人,“对书的感情很深,对古籍特别温柔。”

  寻霖不喜欢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,但在大量的古籍阅读中,他时常有与古人相遇的穿越感。他记得,有一次收集到清末书法家黄自元的一幅真迹字帖,当晚,他竟然梦见了已故近百年的黄自元,栩栩如生。

  他说,这种感觉妙不可言。

  在湖南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,中间一排玻璃展柜里,放着一本本泛黄的家谱,里面记载的人物有毛泽东、刘少奇、翦伯赞、胡耀邦、曾国藩、魏源……

  收集家谱这些在社会上流散的古籍,是近十多年来寻霖的一项主要工作。

  家谱是记载家族成员血缘关系、主要事迹及家族史料的地方文献,具有重要学术和文化价值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和“文革”时期,作为宗族制度表现形式的家谱,大多被废弃烧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一些劫后幸存的古籍家谱开始在旧书市场出现。2001年,在寻霖的建议下,湖南图书馆成立“湖南省家谱收藏中心”,对民间家谱进行抢救性保护。

  从那时起,凌晨逛“鬼市”,是寻霖每周星期六雷打不动的安排。

  所谓“鬼市”,是指当年长沙清水塘一处古玩市场,每周六凌晨四、五点钟开市,买卖双方手持电筒看货议价。摊位零散摆于树丛之中,萤火点点,人影晃动,被戏称为“鬼市”。

  每周星期六这天,寻霖凌晨五点就爬起床,手拿一个电筒,花半小时走到“鬼市”。在这里,他偶尔能淘到“宝贝”,比如一些珍贵古籍和名人家谱。

  有一次,寻霖在“鬼市”发现宁乡“南塘刘氏”家谱,共18本,是刘少奇家族的谱本。寻霖大喜过望,只花了每本1元的价格,就将这18本家谱带回图书馆。“现在一本肯定要花几万块钱。”他不无得意地说。

  经过十多年的收集,如今湖南图书馆藏有家谱6万余册,数量居全国前列,其中不乏大量名人家谱,已成为重要馆藏之一。

  自2007年起,寻霖主持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。有一次,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大堆古籍里,他辨认出元朝《事文类聚》一部十四册,这一发现使湖南省有宋元刻本的收藏单位增至三个。

  “有些地方对古籍的保护,还是意识不强。”寻霖叹道。他改变了以往培训人员的方式,近些年花更多时间跑基层图书馆,钻进库房整理和普查古籍。

  多次随同下乡的李姣记得,寻霖每次到地方图书馆普查,不开会,不要领导陪同,也不参加宴请。“他说这些太浪费时间,不如到库房多整理两本书。”

刘少奇家族的谱本,是寻霖在古玩市场淘到的。

  在日日夜夜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里,30年一晃而过。寻霖庆幸的是,自己三十年来从未脱离古籍工作。他完成了《湘人著述表》、《湖南刻书史略》、《湖南氏族源流》等著作,被评为湖南省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、文化部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”、湖南图书馆特聘专家。

  如今,寻霖的日子依然过得单调而有规律。“除了看书,除了跟古籍打交道,我没有任何爱好。”他说,自己每天晚上吃完饭不知道干什么,只有来办公室,心里才踏实。

  前几个月,有位同事突发疾病去世,令寻霖感到震惊。李姣记得,大概从那时起,每天上午十点,寻霖都会来到办公室外的桂花树下,独自做一会体操。到了晚上,他比以前早些离开办公室,到院子里散散步。

  没过多久,李姣发现,寻霖不再坚持做体操,晚上也不再散步。“他好像是去体检了,发现身体正常,就觉得做操散步浪费时间。”李姣笑道。

  于是,湖南图书馆一楼办公室的那盏灯,每晚又照常亮起。

责任编辑:张玉

  原标题:坚守者|“书痴”整理古籍30载:发现“失传”的东西最高兴

  “三十年做一件事,人或笑我痴,我却幸其事。”

  这是寻霖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的总结。今年51岁的他,不抽烟不喝酒,不打麻将不逛街,不爱体育锻炼,也极少外出应酬。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。跟一般读书人不同的是,他天天“啃”的是古书。

  68万册古籍线装书的编目,6万册家谱的收集,150万册古籍的普查……寻霖带领几名同事完成了这些浩繁而琐碎的古籍整理。自从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南图书馆,30年来他几乎每天都重复一件事:与古籍打交道。

  这位性格内向的书痴,也曾有内心深处的苦恼。他天天晚上呆在办公室被同事误以为婚变;他引导儿子读书却无法阻止孩子迷上电游;看着同事、同学不断升迁,他经历了从失落到释然的心路转变……

  寻霖告诉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,只有在书里,他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。

10月2日,寻霖在古籍阅览室查阅文献资料。 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

  10月2日还是国庆假期,寻霖不用值班,可他跟往常一样,早早来到办公室整理文献资料。“呆在家里也没事干。”他笑道。

  寻霖是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、研究馆员。这位湖南有名的古籍专家,身材不高,戴着一副镜片厚实的近视眼镜,眉毛粗黑,头顶微秃。与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见面,他起初看起来有些拘谨,坐在旧沙发上,长裤捋至膝部,两手捧着喝茶的白色瓷杯,杯内一圈圈黑黄的茶垢依稀可见。

  当聊到古籍和家谱,寻霖说话便滔滔不绝了,还时不时打出手势。

  在同事张玉梅眼里,寻霖“就是一个老夫子”,“整天窝在自己的世界里,你可能只有来图书馆才能看到这样的人。”

  寻霖是长沙浏阳人,1987年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,分配到湖南图书馆。创立于1904年的湖南图书馆,是我国最早以“图书馆”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,青年毛泽东曾在此读书自学半年。

  参加工作不久,寻霖这个“科班生”被安排到历史文献部从事古籍编目,后来调到文献研究所。三十年来他在学术领域著作颇丰,作为湖南图书馆学术带头人,他被认为是湖南古籍和地方文献研究第一人。

  不过,在人际交往中,寻霖总给人低调谦卑的印象。前些天,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两个班毕业30周年聚会,寻霖找了个理由推辞,未去参加。“就是觉得不如人,经济方面不如人,政治发展方面也不如人。”他担心参加同学聚会,自己会“格格不入”。

  寻霖扳指算了算,三十年前毕业的两个班74名同学,大部分都改行了,“要么从政,要么做生意了。”少部分还留在图书馆行业的,也主要集中在待遇好些的高校。目前仍在公共图书馆坚守的只有两人,除了寻霖,另一人是沿海某市图书馆的馆长。

  “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厅级干部,大部分都是处级,我现在连科级都不是。”寻霖笑道。

  事实上,作为湖南图书馆系统当年最年轻的正高级研究馆员,寻霖30岁就担任历史文献部主任,可前些年他辞去了主任职务。“这样有更多的时间来搞业务。”寻霖说,“与人打交道,比与书打交道麻烦多了。”

  “他不喜欢做行政管理,觉得开会什么的太浪费时间。”与寻霖同事多年的张玉梅介绍,寻霖目前担任的文献研究所所长一职并非管理职务,而是学术领域的牵头角色。

 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,寻霖坦承,这么多年来看着身边的同学、同事不断升迁,他的内心曾有过某种失落。不过,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。“当领导需要很高的综合能力,与人打交道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,”他说,“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的,有什么想不开的。”

国庆假期,寻霖照常在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上班。

  在今年湖南图书馆“七一”演讲比赛中,一些青年党员以寻霖办公室“每晚亮起的那盏灯”,作为鼓励自己“砥砺前行”的动力。

  寻霖的眼睛高度近视,有1300多度。他说,这大概跟图书馆库房的光线环境有关。

  湖南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古籍线装书,但长期以来未进行规范整理。1988年寻霖受命重组古籍分编组,带领三名同事扎进库房,一干就是十年。

 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,所有古籍整理只能在库房内进行。那时的库房工作条件较差,夏天热,冬天冷,光线昏暗。“书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尘灰,一翻到处是灰尘。”寻霖记得,那时每天下班后走出库房,“吐出的痰都是黑的。”

  古籍的编目工作非常繁琐。几十万册的古籍作品中,许多并未标注作者、版刻年代,需要工作人员花大量时间考证。这种常年累月的整理工作单调枯燥,又累又脏,许多工作人员特别是女孩子不愿做这事。可在寻霖眼里,这是熟悉馆藏的良机,“你可以把大部分馆藏从头到尾摸一遍,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。”

  十年后,湖南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完成,寻霖等人从昏暗的库房中整理出古籍线装书68万册,这些古籍从南北朝至清代,跨度约1500年。2007年,寻霖主持编写的《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》出版。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来新夏曾经专门撰写书评,称此举为全国古籍管理的典范,“皇皇五巨册,视之不禁叹为观止。”

  除了68万册线装书,湖南图书馆还收藏了8万册旧平装书、5000多种旧期刊、500多种旧报纸,以及大量的单幅文献,包括古旧字画、状纸、科举试卷、官府公文等。对这些古籍资料的编目整理,寻霖和同事前后持续近20年。

  在编目过程中,寻霖发现了不少珍贵古籍。有一次,他在一叠抄稿中找到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著的《搔首问》和《识小录》,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版本,便兴奋了好一阵子。“以前认为失传的东西,被你突然发现了,这是最高兴的事。”谈到自己从浩瀚古籍中掘到的某些成果,平常寡言的寻霖变得健谈起来,尽管他说的学术价值旁人未必能懂。

湖南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名人家谱。

  在整理古籍时,一些工作人员会戴口罩、手套,寻霖则不这样,除了宋元刻本之类特别珍贵易损的古籍。他喜欢享受手指翻阅纸张的触觉,“那种感觉不一样,你可以由此作出一些判断,比如刻版年代、纸张质地、印刷效果。”他说,戴口罩、手套来整理古籍,“那是做给领导看的。”

  在同事李姣眼里,寻霖是个特别爱书的人,“对书的感情很深,对古籍特别温柔。”

  寻霖不喜欢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,但在大量的古籍阅读中,他时常有与古人相遇的穿越感。他记得,有一次收集到清末书法家黄自元的一幅真迹字帖,当晚,他竟然梦见了已故近百年的黄自元,栩栩如生。

  他说,这种感觉妙不可言。

  在湖南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,中间一排玻璃展柜里,放着一本本泛黄的家谱,里面记载的人物有毛泽东、刘少奇、翦伯赞、胡耀邦、曾国藩、魏源……

  收集家谱这些在社会上流散的古籍,是近十多年来寻霖的一项主要工作。

  家谱是记载家族成员血缘关系、主要事迹及家族史料的地方文献,具有重要学术和文化价值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和“文革”时期,作为宗族制度表现形式的家谱,大多被废弃烧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一些劫后幸存的古籍家谱开始在旧书市场出现。2001年,在寻霖的建议下,湖南图书馆成立“湖南省家谱收藏中心”,对民间家谱进行抢救性保护。

  从那时起,凌晨逛“鬼市”,是寻霖每周星期六雷打不动的安排。

  所谓“鬼市”,是指当年长沙清水塘一处古玩市场,每周六凌晨四、五点钟开市,买卖双方手持电筒看货议价。摊位零散摆于树丛之中,萤火点点,人影晃动,被戏称为“鬼市”。

  每周星期六这天,寻霖凌晨五点就爬起床,手拿一个电筒,花半小时走到“鬼市”。在这里,他偶尔能淘到“宝贝”,比如一些珍贵古籍和名人家谱。

  有一次,寻霖在“鬼市”发现宁乡“南塘刘氏”家谱,共18本,是刘少奇家族的谱本。寻霖大喜过望,只花了每本1元的价格,就将这18本家谱带回图书馆。“现在一本肯定要花几万块钱。”他不无得意地说。

  经过十多年的收集,如今湖南图书馆藏有家谱6万余册,数量居全国前列,其中不乏大量名人家谱,已成为重要馆藏之一。

  自2007年起,寻霖主持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。有一次,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大堆古籍里,他辨认出元朝《事文类聚》一部十四册,这一发现使湖南省有宋元刻本的收藏单位增至三个。

  “有些地方对古籍的保护,还是意识不强。”寻霖叹道。他改变了以往培训人员的方式,近些年花更多时间跑基层图书馆,钻进库房整理和普查古籍。

  多次随同下乡的李姣记得,寻霖每次到地方图书馆普查,不开会,不要领导陪同,也不参加宴请。“他说这些太浪费时间,不如到库房多整理两本书。”

刘少奇家族的谱本,是寻霖在古玩市场淘到的。

  在日日夜夜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里,30年一晃而过。寻霖庆幸的是,自己三十年来从未脱离古籍工作。他完成了《湘人著述表》、《湖南刻书史略》、《湖南氏族源流》等著作,被评为湖南省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、文化部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”、湖南图书馆特聘专家。

  如今,寻霖的日子依然过得单调而有规律。“除了看书,除了跟古籍打交道,我没有任何爱好。”他说,自己每天晚上吃完饭不知道干什么,只有来办公室,心里才踏实。

  前几个月,有位同事突发疾病去世,令寻霖感到震惊。李姣记得,大概从那时起,每天上午十点,寻霖都会来到办公室外的桂花树下,独自做一会体操。到了晚上,他比以前早些离开办公室,到院子里散散步。

  没过多久,李姣发现,寻霖不再坚持做体操,晚上也不再散步。“他好像是去体检了,发现身体正常,就觉得做操散步浪费时间。”李姣笑道。

  于是,湖南图书馆一楼办公室的那盏灯,每晚又照常亮起。

责任编辑:张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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